梁建章：中国人口政策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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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历史上始终是一个人口大国，存在着如下几方面原因。
第二，中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以及农业技术的开发。“民以食为天”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历代封建君主谨记，执政者始终重视对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农具就已经得到推广，牛耕也开始普遍应用。宋朝以后，南方的广大沼泽地区被开发成高产水田，一度成为最富裕和人口最稠密的鱼米之乡。
关于中国历朝历代的人口总量，学界存在着多种观点和分析，并没有绝对权威和统一的数据。我们在这里结合部分主流观点，按照不同历史时期进行一下大致的概括，所使用的数据主要用于反映整体趋势，并不代表作为相关朝代人口统计的唯一正解。
值得一提的是，以清朝末期的人口统计数据来看，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从3.3亿增长到了4.3亿。但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世界占比却出现了下降，这说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中国快。很多国家当时正在经历现代化早期的人口爆炸，如前文所述，在现代化的早期，由于死亡率先于生育率下降，一个在几十年内人口快速增长的窗口会出现。对中国来说，直到20世纪50—70年代才迎来这个现代化的人口爆炸窗口，比欧美发达国家晚了几十年到100年。
在进行上述总结的同时，我们还需要认识到，这些规律特点建立于农业社会的整体背景下。有限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能，在某些阶段会成为制约人口上限的要素，甚至可能由于各方对要素的争夺，直接带来大幅度降低人口总量的战乱局面。而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影响人口发展的要素发生了改变，而人口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也出现了变化（比如本书研讨的人口与创新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对中国人口的现状进行分析和展望趋势时，不仅要回顾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更需要放眼世界，重点关注其他国家在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人口趋势变化，其中很多经验教训都应当得到重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君主和谋臣们就意识到人口规模对争霸的重要性，因此往往在施政纲领中添加鼓励生育的内容。比如“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就曾接纳管仲的建议，推行鼓励早婚早育的政策，下令“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更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发生在越王勾践身上，在那段卧薪尝胆的漫长岁月中，越国为了在国力上尽快超越吴国，推出了大幅度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由官府出面为孕妇提供免费的接生服务，并为新生儿家庭直接提供物质奖励，而且是生得越多奖励越多。
越国最终能够对吴国成功复仇，其人口政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传说中的西施和郑旦。商鞅变法的政策中同样包含了推动人口增长的内容，毕竟更多的人口能够提供更多的军力和劳力，符合鼓励耕战的改革方向。因此，商鞅强行贯彻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项政策推动更多年轻人尽早结婚，从而在客观上提升了整个国家的生育率。
上述诞生于争霸时代的人口政策，之后也被各个大一统的朝代借鉴。比如西汉初年，面对全国人口由于长期战乱而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汉高祖刘邦推出了“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的政策，即生一个孩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赋税和徭役。之后汉惠帝则规定，要对有15~30岁未出嫁的民间女子的家庭处以罚款。上述政策的推行，帮助西汉迅速摆脱了人口低谷期。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元年（627年）发布了著名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非但推出了多项鼓励生育的政策，而且将“婚姻及时”“户口增多”纳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盘活了鼓励生育的体制机制，之后人口快速增长，并在开元盛世期间迎来历史性的人口高峰。
如果从统治期间人口增长的幅度来看皇帝对中国人口的贡献，那么唐太宗和康熙皇帝是贡献最大的。清朝从康熙末年开始试点推行“摊丁入亩”，并在雍正执政期间全面推行。所谓“摊丁入亩”，核心就是以田地而非人口作为征税对象，此举令大量农村家庭摆脱了“人头税”的束缚。在纳税总额被田地面积限定的背景下，生育更多的子女往往意味着平添劳力，从而在客观上产生了鼓励生育的显著效果，也使清朝从中后期开始进入人口数量爆发性增长的阶段。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口从农业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再过渡到工业化中后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典型的由社会发展和经济现代化引起的人口转型。根据人口政策方向，可将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分为四个阶段。
低生育率危机已经非常显著。2016年放开“二孩”后，新出生人口出现了非常短暂的反弹，新出生人口一度超过1800万。这个反弹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很多人补生了“二孩”。去掉补生的效果，生育率并没有大幅提升，而且随着补生效果释放完毕，生育率和新出生人口继续快速下降。尤其是最近几年，生育率下降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2022年的出生人口只有956万，不到印度的一半，生育率跌破了1.1的水平，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仅仅略高于韩国）。说中国正在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危机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从中国出生人口占世界出生人口的比例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出生人口占世界新出生人口的比例快速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17.2%（1982年）经过小幅度变动后，降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15.6%（1992年），到1999年只有13.7%。从1974年开始，中国每年的出生人口就一直小于印度了，2021年和2022年不到印度的一半。
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率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升，婴儿死亡率和人口死亡率降低。婴儿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1994年的37.79‰，并进一步下降到2020年的5.4‰；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2020年的7.07‰。高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结果就是人口快速增加。根据下图数据显示，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亿，1960年达到6.6亿，1970年达到8.3亿，1980年达到9.9亿，1990年达到11.4亿，2000年达到12.7亿，2010年达到13.4亿，2020年达到14.1亿。
在这个时期，出生人口快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虽然中国总人口增长很快，但是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并没有增加，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22%下降到2020年的18%。中国人口政策的滞后问题尤为突出。
和中国一样，世界总人口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增长很快。当时很多人开始担忧人口增长过快会导致资源枯竭，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于是一些国家采取了限制生育的政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一胎化”政策，但是并没有严格执行，生育率还是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甚至有些农村地区出现了在“一胎化”政策严格执行之前“抢着生”的现象，生育率还略有反弹。但这个反弹是短暂的，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严格实行“一胎化”政策时，生育率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当时的人口增长主要归因于惯性和寿命的延长。2000年时，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在这个水平下，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开始调整甚至完全逆转人口政策，把限制生育的政策改为人口政策。
根据下表显示，日本在1974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2.05；1994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42。韩国在1996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1.57；2005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08。中国台湾在1990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1.81；2005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12。新加坡和伊朗的人口政策都是立即逆转，即停止抑制生育的同时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分别是1.96和1.74。泰国在2000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是1.67；2015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1.4。土耳其在2003年取消限制，当时的生育率2.35；2014年开始鼓励生育，当时的生育率是2.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来说，生育率降到1.5~2.4时就会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按照这个规律，中国应该在2000年左右就取消限制生育的政策，放开生育，因为当时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而现在则应该立即鼓励生育。
严格执行“一胎化”政策的后果之一是农村人口性别比失衡。出生性别比指的是每100名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正常的出生性别比一般为103~107。（男孩出生时的比例略高，成年以前男孩的死亡率也略高，所以成年以后男女比例大致应该是平衡的）。下图是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出现了大幅度的男多女少的偏差。性别比偏差最高时达到了121.1（2004年）。
性别比失衡的原因是中国当时在农村实行了特别的“一胎半”政策，即先生了男孩就不准生了，先生育了女孩，还可以再生一个。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先生育了女孩，出于重男轻女或者喜欢儿女双全的考虑，接下来就自然地想生男孩，于是有些农村的妇女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做产前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多胎，这就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出生男女比例失衡。
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导致二三十年以后婚姻市场的挤压，也就是说，当这些男孩到了婚娶年龄时，社会上并没有足够的适龄女青年。因此，有些男青年就需要推迟结婚的年龄，等到自己更有经济能力时才能找到结婚对象。总的来说，结婚市场里面会有一些男青年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结婚对象，有些甚至一直单身。2010年以后，生育政策逐步放开，这种男女比例失衡的现象逐步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在2010年以后从高位回落，近几年已经恢复到接近正常。
责任编辑：常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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